刘天朗犹豫再三，终于点了头，站起来在丧葬店老板拿出来的协议上签了字。他也没有跟我说句谢谢，我们转完了钱，他推门就走了，脚步匆匆，消失在夜色里。
“六千块？你借了他六千块？！”后来在社区办公室里，我把这事儿讲给同事们的时候，胡世奇的小耗子眼睛都快瞪圆了。
“六千多… …”我说。
杨哥仰着头在旁边帮着算账：“… …洋洋呀，你把自己两个半月的工资借出去了。”
“怎么了，我这事儿挺新鲜吗？”我看着他们。
实际上在社区工作的，包括张阿姨在内，但凡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太紧绷，没有不往困难居民手里借钱的，每笔数目都不大，五六百块是常事儿，大部分是救急，事情过了人家就还了，有的还真是两三年都要不回来，这钱就当给了的。我们办公室里人人都有个小账本。杨哥最逗，家里有个初中生，开销大，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借出去的钱不能超过两千块，什么时候账拢回来了，才能再借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