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之“粹”，化西宗认为并非民族自尊态度上所持“中华古代正统高雅优越”之意，因为中华古代正统高雅优越的也可以是先前学界所认为的“国故”的东西。其“粹”在于格式之“粹”，即指以西洋之格式研究中华本土之学。言其“粹”是因为其在西洋眼光看来具有西洋所具备的现代性。因此，在化西宗看来，“国粹学”实又可以称为“洋国学”。
所谓的“国故学”和“国粹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欧美汉学即‘洋国学’和基于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即‘土国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不同。‘洋国学’提倡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土国学’更注重中国文化传统内部鲜活的、具有时代性的精神内容，强调‘日用’和发扬”[26]。
化西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作为“洋国学”的“国粹学”，它其实是欲发明中华本土之学也具有西洋现代性的因素，这与前文所述的“汉学”的“西化”格式十分相近，但实际上有所不同，却极易混淆。“国粹学”骨子里承认中华之学有现代性因素这一前提，只是需要用西洋格式加以发掘；“汉学”的“西化”格式则在前提上就并不认为中华之学有现代性因素，而是以用西洋格式对其加以改造、消化为目的的。但值得注意并谨慎的是，“国粹学”稍有不慎，便会时时、处处诉求于西洋格式，最终囿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这时候“国粹学”的“国学”也就实际上成了“西化”了的国学，实则与“汉学”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