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他不懂为什么她不要他送。固然他相信她的友谊，但对她的矜持感到失意。他不能再在当地住下去，便往另一个方向出发。他竭力把旅行与工作占据他的思想。他写信给葛拉齐亚；但每次都要过了两三个星期，她才复一封短短的信，表示一种恬静的友谊，没有什么烦躁与不安的情绪。克利斯朵夫看了这些信又痛苦又安慰，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责备她；他们的感情，时间还很短，到最近才恢复的：他唯恐把它丢了。幸而她每一封来信都那么安静，可以使他放心。但两人的性格太不同了……
他们约定秋末在罗马相会。要不是为了去看她，克利斯朵夫根本不想做这个旅行。长时期的孤独养成了他闭门不出的习惯，没兴致像今日一班烦躁的有闲阶级那样做无谓的奔波。他怕改变习惯会影响到思想的有规律的活动。而且意大利完全不能吸引他。他对它的认识只限于“现实主义作家”的腐败的音乐和那些男高音歌曲，使一般文人学士在旅行的时候着迷的。他和前进的艺术家一样，对意大利存着戒心与敌意，因为最无聊的学院派作家老是把罗马这个字挂在嘴上。再说，北方人是本能地厌恶南方人的，至少认为意大利是代表南方人自吹自捧的典型，所以对它抱着强烈的反感。只要一想到意大利，克利斯朵夫就鄙夷不屑地噘起嘴来……他的确无意对那个没有音乐的民族做进一步的认识。——他凭着过火的脾气说：“意大利人弹弹曼陀铃，大叫大喊地唱唱音乐话剧，在今日的欧洲乐坛上能有什么地位？”——但葛拉齐亚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为了去看她，克利斯朵夫有什么路不愿意走呢？在没有和她相会以前，只要对一切都闭上眼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