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桌上纠纷从上汤时开始，直闹到吃完布丁为止，其间种种狂风急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追述：只有长年在公寓里吃饭的人才会这样争论，平常的时候，他们在一次偶然爆发的纷争里，一时昂奋，所持的议论多半内容空泛，都只是急忙中胡乱拣来的陈腔滥调而已。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竟会急转直下有了恶声相向的形势，这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相信，开始动意气是由于那两位作丈大的不自禁地急于要将自己的太太划在一边，不让她们也被算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里面。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只是宣称，唯有单凭一件很偶然的、极下流的、独身男子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妇女心理的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着恼，那位德国太太竟还接着开火，教训口气十足地加重斥责说，世上固然有着正派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贱骨头”，照她看来亨丽哀太太准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便立刻采取了攻势。我指出，一个女人一生里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着；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象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大致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是抵毁可怜的亨丽哀太太，我为她辩护得越热切（其实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我这么慷慨激昂无异是——象大学生们常说的——吹起了战斗号角，他们四个人仿佛一组不很和谐的四重奏，忿恨切齿地向我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象个握着马表的足球赛裁判员似的，每当形势不妙，他就要抓起骰子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先生们，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