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已经广泛传播开来，我希望迪士尼的回应由我亲自传达。我看到，有的公司会在危急之下派出一名“公司代言人”来进行官方发声，我一向认为这种方法不但冷漠，还显得有些没胆。许多企业的体系都会将首席执行官隔离并保护起来，有时甚至过了头，我下定决心，在这次的问题上绝不这样做。我告诉泽尼亚，我必须发表一篇声明，她立刻表示这样做是正确的。
对于这样一件事，几乎说什么都词不达意。即便如此，在休息室里，我仍尽量真诚地将心中的感受传达给了泽尼亚。我谈到了作为一名父亲和祖父的体验，也说到这体验让我对于受害者父母难以想象的悲痛感同身受。交谈结束15分钟后，我们的声明发了出去。我回到房间，开始为开幕式作准备。薇罗已经起床出门，孩子们还在睡觉。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着手去做接下来该处理的事情，几分钟后，我又一次打通了泽尼亚的电话。她接起电话，我对她说：“我必须得跟这家人通个话。”
这一次，我本以为泽尼亚和我们的总法律顾问艾伦·布雷费曼(Alan Braverman)会反对我的提议。这件事可能会演化为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而作为律师，则自然想将发表任何可能加重法律责任的言论的可能性限制在最低。但在这件事上，两人都明白这是我必须做的，没有任何人给我施加阻力。“我帮你找联系电话。”泽尼亚对我说。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收到了杰伊·弗格森(Jay Ferguson)的电话号码，他是受害者父母马特漀格雷福斯(Matt Graves)和梅丽莎漀格雷福斯(Melissa Graves)的好友，事发后，他立即飞到奥兰多去陪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