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临时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对形势的分析，因此，当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犯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国民党守军奋起抵抗之际，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却相信类似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机会来了。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利用了民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与德国之间的残酷战争的厌恶与反感，发动中心城市民众暴动而取得成功的。上海抗战一发生，共产国际马上就发来电报，主张立即在中国已有军事力量的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进而组织全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起来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临时中央开始积极在上海组织发动了对抗战士兵的宣传攻势，大量印发各种传单，并极力组织自己的义勇军，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公开告诉第19路军的士兵说：第19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造成马占山那样的‘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他们丝毫不想把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至少是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境，他们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本在陆地上的根据（地）”，“他们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而当第19路军被迫后撤时，他们更是公开宣传说：“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正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十九路军的兵士撤退”，“去攻苏区，压迫民众的反帝运动”，同时“要日本军事用到满洲去进攻苏联”。据此，他们公开号召士兵“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军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然而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这一计划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共只组织到义勇军700人，有长短枪不足百枝，打入第19路军去做争取士兵工作的不过百人左右，且基本上只是在做运输物资和弹药的工作，并不能真正接近到前线和士兵。临时中央虽一度力图造成武装暴动，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派义勇军去闸北和南市抢夺武器，开展游击战争，最终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