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们相信他们那里也存在一个上帝，且上帝自己也是那些提出要求者中的一员时，我们眼前便豁然展现出无限的视景。（我们的伦理）交响乐便被无限量地延长。于是更为迫切的理想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客观性和意味表达它们自身，开始发出那种穿刺人心、让人颤抖、富有悲剧性挑战意味的诉求之声。他们就像维克多·雨果的高山之鹰的呼叫那样敲响了钟声：“鹰叫于悬崖之巅，深谷为之回荡”（qui parle au precipice et que le gouffre entend），沉重的心境在这钟声中苏醒。这声音在小号声中说，哈哈！它远远地嗅到了战斗的气息，听到了指挥官们雷霆般的怒吼和呼号。它热血沸腾，对那些较少提出要求的人们的残忍远不是一种能够让那些怀有这一心境的人手下留情的因素，反倒是增加了他们坚定战斗的快乐；并以这种快乐回答那些更为强大的一方。一切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穿行，都处在清教主义与那种漫不经心的心态之周期性冲突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沉重心境与温和心境的对抗，看到了无限的伦理学与来自上苍的神秘义务之间的对峙，以及那些谨慎的需要与十分有限的需要之间的对比。
这种沉重心境的能力如此深沉地潜存于我们的自然人性的各种可能性之中，以至于即便不存在任何让人们相信上帝的形上学根据或传统的根据，仅仅是为了给生活艰难和摆脱存在及其充满最热烈的热情之可能性寻找一种借口，人们也会假设一种相信上帝的根据。我们对具体恶的态度，在我们相信只存在着有限需求者的世界中，与在我们为了一种无限需求者的缘故而快乐地面对悲剧的世界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人们把握生命之恶的每一种能量和耐心、每一种勇气和能力，在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身上都是无可限量的。由于这一原因，在人类历史的战场上，那种沉重型的品格将永远比那种轻松型的品格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宗教也将把非宗教逼至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