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些观点被许多人急切地拿来为无所顾忌的唯我主义（egoism）做辩护，他们认为这些观点赋予发展个体最高级的个性以绝对权利，从而拒斥一切社会性的利他主义主张。“优越的天性”“与大众保持距离”这些措辞，变成了一个隐瞒了无数傲慢、残酷的自私及暧昧的倾向的标准。德国在1870年以后经历的生活关系、利益及活动的迅速扩展和多样化，松解了大量具有保守和慈善性质的纽带与限制，尤其是削弱了我们的青年一代对权威原则的尊敬。而且，正如所有那些不是完全从自身内部获得依据的解放一样，这一趋势自然相应地与对各种新神和新偶像的盲目效仿和崇拜联系在一起。似乎随尼采教义而来的惊人的自由，对既有的一切基于利他主义、同情及社会活动的道德标准的颠覆，构成了对于渴望自由放纵、无所顾忌的新德国青年而言特别合适的公式。而且，由于这种新自由正面倡导强者和不同凡响的性格有权成为自身的法律，对那些往往很容易就将希望拥有这一性格代替成就这一性格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所以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对此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俾斯麦的巨大影响，其影响的扩大及后果，清楚地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历史力量无比的重要性，它使非个人的制度与多数原则的立法机构（民主与社会主义预言它们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工具）的重要性相形见绌。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面前，部分青年人对标新立异的渴望、不顾一切地追求“与众不同”，都发自某种空洞的个人主义，人人向往，但却不可能实现。这种倾向过去几年间就已经在我们中间发展起来，并以悖谬的形式展现在文学、艺术、批评和社会交往之中。这些现象或许为数并不算多，但由于其喧嚷和离谱而显得似乎比实际情况要更普遍一些。在这些现象当中，青年人很少努力赋予个性坚实的内容，而是刻意强调个性的外显、与别人不同，通过刻意地与他人比照来求得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