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为了“复兴中华”，近代中国政府启动不同模式的政治制度改革，探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家建设构想。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权接连面对列强、军阀混战及日本势力的挑战，为谋其自身生存发展，实现复兴中华和建设现代国家理想追求，势必运用各种力量解除来自多方面的危机，除采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力量外，教育力量的运用成为必需。社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一翼，不论是“唤起民众”，还是“社会教育造社会”“抗战建国”理念一以贯之。社会教育各种机关（如民众教育部、民众学校）作为中央政府向地方渗透的机构，中央政府对其作制度设计、规划时，势必要估量地方政府自治与建设的特性与要求，使社会教育确能配合其建设而发挥“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功能。社会教育因政府行政力推进，而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高歌猛进，并在文字教育、政治教育和生计教育等方面，有不俗表现，并借助各种活动实现中央权势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漱溟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未被采纳的真正原因，不是他的设计不够理想，而是由社团团体自下而上的方式还没有成为国民政府立法和推行社会教育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