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由于家人的反对，这封本该及时发出的信最终被裴文中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一直陪伴着他熬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时隔十九年后，裴文中之子，已是五十多岁的物理学家裴申谈及此事，有些愧疚地说：“这事责任在我。我当时对‘北京人’的认识不够，没把‘北京人’化石看得那么重。当然，在那样一个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大家仍然心有余悸，被整怕了嘛！我和母亲之所以劝阻父亲不要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其心情和苦衷，我想今天的人们是可以理解的。”[1]
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留给中国人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正是这一难以医治的后遗症，常常会改变本不应该改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