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制度下的这个时代,学术思想的贫乏是必然的,也是应该被原谅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许有思想。16政治家、财政家寥寥可数,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有其特别原因的,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学校原来是育人才之所,明制乡里有社学,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卫所有卫学,南北两京则有国子监。《明史》说: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7
表面看上似乎真是极一代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我们先看社学的情形,明太祖曾严斥官吏以社学扰民:
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18
此后便无声无息,名实俱亡了。至于府州县学,以明制诸生入仕必由科举,学校失去独立培养人才的地位,在开国后即已不为社会所重视,宋濂曾说:
近代以来,急于簿书期会,而视教民为悠缓,司学计者以岁月序迁,豪右海商,行贿觅荐,往往来倚讲席,虽有一二君子获厕其中,孤薰而群莸,一鼓吻,一投足,辄与之枘凿。唯彼饮食是务,号称子游氏之贱儒者,日月与居,是故稍励廉隅者不愿入学,而学行彰彰有闻者,未必尽出于弟子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