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成年间，章草书体曾被列于秘府，朝野上下乃争习之。提倡“文质彬彬”“勿取浮华”（《后汉书·章帝纪》）的章帝，则尤喜其体，令杜度等用以上书言事。至后汉，崔瑗、崔寔、张芝、张超、蔡邕等皆精章草，一时称盛。自张芝等变章草之法，成今草之势，更利实用，章草书体的地位遂被“分流”。而章草也伴随着这批书家的介入迎来了进一步的发展，刘熙载《书概》云：“章草有史游之章草，盖其《急就章》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乎隶也；有杜度之章草，盖章帝爱其草书，令上表亦作草书，是用则章，实则草也。至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故张怀瓘谓伯英‘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究，’以示别焉。”[15]
两汉章草作品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简牍，代表性作品有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天汉三年十月牍》《可次殄灭诸反国简》《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简》、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误死马驹册》、尹湾汉简《神乌传》（图6-1）等。此类风格最为多样，有的简约古朴，有的大开大合，有的优雅从容，都极具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两汉简牍中所见章草，大多只能划归为草隶一类，虽然已初具章草端倪，但并未形成规范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