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教育哲学重建时期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第一，专业化水平较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团队，大多留学海外，精通哲学，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但教育哲学30年的中断，使教育哲学在恢复重建时，只能临时从教育学其他学科“转嫁”学者，其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都不及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第二，对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不够，翻译著作较少。1979—2019年翻译的著作只有罗伯特·梅逊的《西方当代教育理论》、麦克莱伦的《教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杰·阿·阿基比鲁的《教育哲学导论》(春秋出版社，1989)。这些著作也不是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此时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没有保持与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同步。
二、21世纪教育哲学的发展期(2000—2019年)
就学科发展而言，进入21世纪，教育哲学迎来了百年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学科中一门重要的理论学科，担当着提升教师理论素养的重任。它不仅是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而且在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被列为中小学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模块，成为培养教师正确的教育观念，提升教师理论思维的重要课程。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三代教育哲学学者①的努力，教育哲学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很多高校教育学原理专业设置教育哲学研究方向，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教育哲学理论学术团体，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年会，参会人数达到二三百人，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参加。21世纪以来，国际交流加大，中国教育哲学一方面及时翻译国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与国际教育哲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一批留学海外的博士回国后进入教育哲学领域，一些海外教育哲学学者开始受聘于国内高校，教育哲学的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实现了中西方教育哲学的同步交流、对话、合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