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尴尬并不是今天所特有的。牧师一直相信，他们自己时代的职业追求特别艰难。然而，事实上今天的牧师在这方面比十年前的牧师更为容易，或许在德国比在其他中立国家更为容易，因为我们正萌生于被各个事件弄松了的土壤中，这种土壤为我们的播种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便利条件。
我们的尴尬既不在于我们的社会地位本身是成问题的事实，也不在于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并不接受和尊重我们，而在于为一种像奥弗比克（Overbeck）经常讲的怀疑论的阴云所包围。作为《福音书》的读者，我们不应对这种局面表示惊讶，即便我们从其他角度肯定自己，也应当如此。而且事实上这种局面并非总是如此糟糕的。即便当前的讨论威胁到是否人们真正需要我们时会让新德国感到震惊。我们总体上对于有学识的人，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自己的态度并没有太多的抱怨。真正的和令人吃惊的问题并非我们是否被需要，而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究竟是否能够被满足的问题。
由于我们与教会的关系，这种需要不能被感觉到；我们并不为自己领导的保守思想、官僚主义，或者对于我们事业的限制而恼怒。我们从天国之壤而来，在那里的牧师——从大学教授到朴素的乡村牧师都能够做他希望在自己的领域中所做的事情；那里不存在问题；那里的领导中间流行着最柔和、最适度的神学中间道路；我只能警告人们提防这种幻觉——在这些情况下，牧师肩上的担子被减至最轻的程度。相反，一旦新生力量反对古老教会的斗争失去它内在的和外在的目的（如果它曾经有任何目的的话）时，一旦由此发挥出来的热情变为目的，而为了这一目的热情可能更有利地得到发挥时，牧师的根本需要只能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