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太宗还十分注重法制建设，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在立法内容上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难能可贵的是，太宗深刻认识到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他对于执法官吏的要求是一定要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
唐朝初期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改革，使得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国力强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