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现象不过是传统宗社乡党组织的现代衍生,正如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在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也不开了,所谓的公民参与更是谈不上。南街村的权力架构,除了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现代意味了。不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复归,且不说其经济因为引进外资,不再具有“原教旨”的集体经济意义,就其大量雇佣劳动而言,就已经离“共产主义”太远了。极而言之,南街村的两大社会阶层,上万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着于本土村民的荣誉村民,后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劳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后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实际上,南街村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高亢的革命歌曲,反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举的毛泽东旗帜,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南街村的当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文化。借助于这种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强化管理,对外则打出南街村的标识,具有强烈的宣传和广告作用。不论王洪彬对此有无自觉,但南街村的红色,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南街村经济发展得规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圆内方”中的外圆部分就越是发达,甚至将所有“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包括桑拿房、歌厅都为外方管理人员建好,同时也使得其内部在“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得越远,或者说红色涂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让村民在家吃饭,申请将南街村改为“南德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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