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现象不过是传统宗社乡党组织的现代衍生，正如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在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也不开了，所谓的公民参与更是谈不上。南街村的权力架构，除了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现代意味了。不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复归，且不说其经济因为引进外资，不再具有“原教旨”的集体经济意义，就其大量雇佣劳动而言，就已经离“共产主义”太远了。极而言之，南街村的两大社会阶层，上万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着于本土村民的荣誉村民，后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劳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后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实际上，南街村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高亢的革命歌曲，反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举的毛泽东旗帜，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南街村的当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文化。借助于这种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强化管理，对外则打出南街村的标识，具有强烈的宣传和广告作用。不论王洪彬对此有无自觉，但南街村的红色，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南街村经济发展得规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圆内方”中的外圆部分就越是发达，甚至将所有“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包括桑拿房、歌厅都为外方管理人员建好，同时也使得其内部在“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得越远，或者说红色涂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让村民在家吃饭，申请将南街村改为“南德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