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9月，日向党内发出李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在我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过渡的全过程中，潘汉年是一个方面的重要的经历者，他也为以“逼蒋抗日”为契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说到和国民党举行新的一轮谈判，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和以往所不同的是，我方的谈判基调由“反蒋抗日”，完全变成了“逼蒋抗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同一天，潘汉年接到了潜回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指令，并准备动身离开保安。
事隔两日——8月27日，负责国共谈判的另一名我方代表——张子华同志突然回到保安。在听取了张子华同志的详细汇报后，经中央研究，由周恩来出面和曾养甫或陈立夫举行会谈。为此，周恩来于8月31日执笔给曾养甫写了如下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