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仪式构造的例子是对梅毒传播的文化表述。梅毒传播的文化社会阐释与下列思想有关：中国已被外国资本和致命的疾病给双重殖民化了。女性身体已作为被侵犯压榨的形象变成了国家有机体受到西方侵略的标准隐喻，性病的滋长与抑制已和中国人为种族生存而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妓女的躯体变成了“身体的政治”的指示物。作为性疾病的传播中介，她使病菌延伸扩散至男人的家庭中，使他们的妻儿成为受害者，从而最终损害了国家肌体的健康和种族和谐的未来。
一旦把身体作为政治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加以看待，我们就会注意到，中国女性的形象始终与“现代性”问题纠缠不清。性与诸如公共卫生、科学崇拜、民族主义、女性意识等相互缠绕，不可分割，成为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现代中国”与自己黑暗的过去加以对比的重要参照。妓女不仅成了国家贫弱地位的象征，也成了知识分子顾影自悲的自画像。与此心态相映衬，妓女活动的仪式化无疑具备了双面刃的功能：它既可使之成为救亡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而达致相对合法化（例如“五四”时期有“青楼进化团”），又可成为恢复古老道德水准的禁欲主义的借口。
“身体的政治”仪式被长期反复地加以排练，使得对妓女的控制时松时紧摇摆不定，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在1949年以后，妓女已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而只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被割去之毒瘤而得到了根除。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沿袭这一根除政策却难以回避一个悖论：当代妓女行为作为“现代性”的表述方式，往往拥有制度性的根基。在国门开放以前，禁绝妓女的行动是在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对隔离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一旦融入全球体系，妓女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就很难从资本主义鲜活的肌体中割除出去，这在西方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在讨论妓女的作用时，首先会把道德意识撇在一边，主要集中在妓女是性奴隶还是性工人这一区分上。比较一致的意见倾向于认为，妓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已具有合法性，她们是提供性服务的有执照的劳动者。这一结论虽然透出了些许无奈，却是相当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