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宋朝有这个规矩，凡在籍娼户，谓之官妓，官府有公私筵宴，听凭点名，唤来祗应。
而“杂扮”是指正戏演完后加演插科打诨的段子，大都扮演没有进城见过世面的乡下人闹的笑话。［104］
这些蛛丝马迹，都表明《花关索》词话中留下元代社会风俗的印记。正因为远离大都、中原繁华的都市城镇，不能享用专业艺人搬演杂剧之花团锦簇，急管繁弦。在边陲兵营蒙汉达官贵人的长夜宴筵，也只能由半专业或业余说唱者，自编、改编本民族故事人物，而后各自独立传承发展。
是否可以这样大胆猜想：在元代征战边陲的岁月中，多民族混合组成的军队中，汉民族采撷武勇之关索，配合元代的关公信仰，附会为关羽之三子征蛮，太行群雄随行的传说；而蒙、藏当初或许也有各自英雄的独立传说，经过宗教合一的途径，历经明、清，合而融汇为《格萨尔》（《格斯尔》或《江格尔》）史诗。从文艺规律上说，元代说唱艺术在不同民族中的发生、发展、交融，形成各自不同的人物故事和说唱形式。